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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Stella Huang,Photo....

逆转胜传奇-欧巴马(Barack Obama)

发表时间:2020-11-20 点阅: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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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Luke Michael on Unsplash

 

美中两国三十多年来得以避免公开冲突,这不仅仅是凭运气而已。1970年代中国实施经济改革、果断对西方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就恪遵邓小平的八字箴言:「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以工业化为首要之务,大规模军事建设退居次位,广邀寻找低廉劳力的美国企业把营运部门搬到中国,历届美国政府,帮助中国在2001年取得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资格,到头来让中国更能大幅进军美国市场。尽管中国共产党严格控管国内政治,但并未输出其意识形态;中国在做生意上来者不拒,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皆然,宣称不加论断他国国内事务是项美德。中国觉得领土受到威胁时,立场有可能变得强势,亦不满西方批评其人权纪录。但即使是在美国对台军售这类易引爆冲突的问题上,中国官员也尽其可能把争端当成例行公事:透过措辞强烈的信件或取消双边会议来表达不满,但绝不会让事态升级到太严重的田地,以免阻碍满载中国制造的运动鞋、电子产品和汽车零件的货柜进入美国港口和你家附近的沃尔玛超市。

 

这种战略上的耐性帮助中国节省资源,避免在海外投资时付出高昂代价。此举也帮助掩盖了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一贯地回避、放宽或违反所有谈妥的国际商务规定。多年来,中国利用国家补贴、货币操纵与贸易倾销,以人为方式压低出口货物价格,削弱美国本土制造业。中国对劳工与环境规章的漠视也达成相同目的。同时,中国采取配额和禁运等非关税壁垒,盗取美国智慧财产权,并不断向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施压、要求交出关键技术,以加速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崛起。

 

但中国并非特例。从美国到日本等几乎每个富裕国家,都曾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重商主义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就中国的观点来看,所获成果让人无法反驳。距离数百万中国人死于大饥荒仅仅过了一代,中国就已转变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占全球钢铁产量将近一半、全球制造业20%与美国服饰产业40%。

 

令人惊讶的是,华府的回应却相当温和。早在1990年代初,劳工组织领袖们就对中国日益不公的贸易行为敲响警钟,他们找来了许多民主党议员,尤其是来自铁锈带(rust belt)各州议员来支持其理念。共和党不乏批评中国的议员,其中有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之流的民粹政治人物,认为美国逐渐向外国势力投降而大感愤怒,也有垂垂老矣的冷战时期鹰派,至今仍担心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入侵。

 

但随着全球化浪潮在柯林顿和小布希时期席卷各地,这些声音发觉自己成了少数派。钱根本赚都赚不完。美国企业与其股东喜欢将生产转移到中国,减少劳力成本,大幅提升利润;美国农民欢迎所有购买黄豆与猪肉的中国新客户;华尔街企业则乐见数十位中国亿万富翁大笔投资倍增的财富,因应逐年扩大的美中贸易而获聘的大量律师、顾问和说客也是如此。即使多数民主党议员仍然不满中国的贸易行为,小布希政府也向WTO申诉中国,但到我上任时,美国外交决策菁英与大党捐款人之间已约略形成共识。与其实施保护主义,美国需要借镜中国的游戏规则。若我们想保持第一,就需要更加努力、开源节流,教导下一代数学、科学、工程——还有普通话。

 

我个人对中国的观点并不属于任何阵营。我不赞同工会支持者直觉反对自由贸易,也不相信我们可以完全扭转全球化,就像不可能直接关闭网路一样。我认为柯林顿与小布希做了正确的决策,即鼓励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史有明鉴,又乱又穷的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胜过繁荣的中国。我认为,中国成功帮数亿人脱离赤贫,堪称人类史上的斐然成就。

 

然而,不变的现实是中国对国际贸易体系的博弈往往牺牲美国利益。自动化与先进机器科技可能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减少的最大元凶,但中国的各项作为——在企业外包推波助澜下——加速了这些损失。中国商品涌入美国,导致平面电视更加便宜,维持低通膨率,但代价是压低了美国劳工薪资。我竞选时承诺要替劳工争取更优惠的贸易协定,也打算履行此一承诺。

 

但全球经济岌岌可危,我不得不思考谈判的时机与方式。中国握有超过七千亿美金的美债,也累积了大量外汇存底,因此是管控金融危机的必要伙伴。想要让美国与其余国家脱离衰退,我们需要中国经济继续成长而非萎缩。只要我的政府没有坚定施压,中国不可能改变其贸易行为,前提是我得确保我们不会点燃中美贸易战,让全球陷入大萧条,伤害我当初誓言要帮助的劳工。

 

为了促进中国改善贸易行为,我们也希望获得其邻国的协助。这需要花点工夫。小布希政府疲于应付中东问题,加上华尔街金融崩盘,导致部分亚洲元首质疑美国在亚洲是否日渐式微。同时,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让日本与南韩等美国忠实盟友也愈发依赖其市场,小心翼翼地避免站在中国对立面。唯一对我们有利的便是近年来中国开始玩得太过火,要求实力较弱的贸易伙伴做出单方面让步,还扬言要与菲律宾与越南争夺南海少数具有战略意义小岛的控制权。美国外交官的汇报指出,亚洲国家对这种强硬策略愈来愈反感,希望美国能巩固势力范围,以牵制中国的力量。

 

为了善用这项良机,我们团队安排我过境日本与韩国,并在新加坡与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十个成员国开会。途中我会宣布,自己有意继续推动小布希政府开始协商的全新美国与亚洲贸易协定——这项协定的目标远大,重点在敲定可落实的劳工与环境条款,民主党与工会常抱怨过去协定(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这些方面付之阙如。我们向记者表示,我们后来所谓「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的整体目标,并非要围堵中国或扼杀其成长,而是为了重新确立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强化国际法框架,而正是在这个框架下,亚太地区国家——包括中国——才能在短时间内成长得如此神速。

 

但我不大相信中国会抱持相同看法。

 

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与炫富之间的矛盾,并未出现于我当天与数百名大学生面对面的市民大会上。中国当局对我惯性脱稿的风格十分警惕,精心挑选了上海顶尖大学学生参与—尽管他们彬彬有礼、热情洋溢,提问却缺乏其他国家学子打破沙锅与桀骜不恭的精神(「那您会采取什么措施加深中美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最尖锐的问题不过尔尔)。我不晓得是共产党官员事先过滤所有问题,还是大学生深知不能说错话以免惹上麻烦。

 

市民大会结束前我与部分学生握手聊天,从中得到一项结论:他们热忱的爱国心至少不全都是装模作样。这些孩子年纪还太小,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恐怖,也没有目睹过天安门广场的镇压;学校内没有教过这段历史,我猜他们的父母也避而不谈。若部分学生不满中国政府封锁网站,很可能无法具体感受到国家机器的打压,这对他们人生经验之遥远,好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之于中产阶级郊区的白人孩子。他们活到现在,中国体制让自己与家人的生活不断改善,而欧美民主国家似乎原地踏步,充斥公民社会的杂音与低落的经济效率,至少远看确实如此。

 

我们很容易以为,这些学生的态度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若非因为中国经济成长放缓重挫其物质欲望,就是因为经济上安全无虞后会开始想要GDP无法衡量的事物。但这点难以保证。实际上,中国经济崛起让其招牌的专制资本主义在年轻人眼中,可以合理取代欧美自由主义,不仅上海的年轻人如此认为,许多开发中国家的年轻人也抱持此种看法。他们最终愿意拥抱的愿景,有助于决定下世纪的地缘政治;我离开市民大会时,意识到想赢得新世代年轻人的支持,取决于我是否有能力证明,美国以人权为基础的多元民主制度,仍能实践更加美好的生活。

 

北京并不像上海那样浮华,不过从机场出发后,我们开车经过了似乎连绵二十英里的新建高楼大厦,仿佛一夜之间盖好了十座曼哈顿。我们一抵达市中心,商业区与住宅区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大楼与宏伟纪念碑。一如往常,我与胡锦涛主席的会晤是令人昏昏欲睡。无论主题为何,他老爱从厚厚一叠讲稿中朗读出来,不时停下来等口译员翻译成英语,而且似乎都是事先译好,不知为何往往比原话说得更久。轮到我发言时,他就会翻阅手边文件,查找幕僚准备好的回答。我设法利用个人小故事或偶尔的说笑打破单调乏味的气氛(我一得知廊柱环列的雄伟人民大会堂仅花不到一年建成,便故意打趣地对他说:「快把承包商的名字给我」),却往往只见他一脸茫然。我不止一次想提议,我们不妨交换文件有空再读就好,以免浪费双方的时间。

 

尽管如此,我与胡锦涛的会晤仍让我有机会就美国优先事务,列出明确的目标:管控经济危机与北韩核子计画、务必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中国异议人士的处境以及推动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有关最后一项,我以中国自身利益来说理,提醒若不采取实质外交行动,我们或以色列便可能不得不打击伊朗的核子设施,这会对中国的石油供给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一如所料,胡主席在制裁问题上不置可否,但从他肢体语言的改变与其部长们振笔疾书研判,我们针对伊朗问题的严肃态度引起他的关注。

 

隔天,我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也针对贸易问题采取直截了当的态度。尽管温家宝的头衔较低,仍是中国主要经济决策者。与胡主席不同的是,温家宝似乎很乐意即席交换意见,还直接为中国贸易政策辩护,他说:「总统先生,您得明白,无论上海与北京有多繁华,我们仍然是开发中国家,全国有三分之一的赤贫人口……这比美国的人口还要多。您不能指望我们采取相同的政策,因为那只适用于贵国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

 

他所言不无道理。尽管中国经济出现显著成长,一般家庭——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的家庭——收入仅高于美国最贫穷家庭。我努力站在温家宝的立场思考:不仅要整合横跨资讯时代与封建主义的经济体,还得创造足够工作机会,满足南北美洲人口总和的需求。若非我知道温家宝等中共高官习于把国家合约与特许执照转让给家族成员,还把数十亿美元资金存入海外帐户,我可能会更同情他。

 

当时,我告诉温家宝,有鉴于我们两国之间庞大的贸易不平衡,美国无法再忽视中国操纵货币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中国若不开始改弦易辙,我们就必须采取报复手段。听了这番话,温家宝便换了个方法,建议我只要给他一份清单,列出我们希望中国多加采购的美国产品,他会再想想办法(他特别有兴趣纳入军事与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基于国安理由,自然禁止向中国出口)。我表示,我们需要整体结构上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东一点西一点的让步,而在我们一来一往的交锋中,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市场摊位针对鸡只价格讨价还价,而不是在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谈判贸易政策。我再度体认到,对于温家宝等中国高层而言,外交政策依然纯属一场交易。他们的让利与获利多寡,并不取决于抽象的国际法原则,而是取决于对谈判方实力与筹码的评估。只要没有遇到阻力,他们就会予取予求。

 

►本文内容摘录于《应许之地:欧巴马回忆录》